【背景鏈接】

　　自從李克強總理怒斥了“證明你媽是你媽”事件后，全國各地都掀起了曝光各種奇葩證明的熱潮。這些證明光看頭銜無一例外都讓人感覺“智商受到了侮辱”，常識受到了挑戰(zhàn)。不可否認，這些證明有一部分是屬于沒事找事的“找茬型”，目的無非是彰顯權力意志的作用。

　　■領社保 證明自己還活著

　　泉州市區(qū)的黃阿婆原來在邵武市工作，社保地就在邵武市。退休后，邵武的社保中心每年都要求張大爺寄一張證明黃阿婆還活著的“健在證明”，才有資格領取社保金。

　　■換殘幣 開“非故意燒毀錢幣”證明

　　湖北宜昌的林師傅不小心把10塊錢掉進了煤爐里，燒缺了個角。銀行要求他找社區(qū)開一個非人為故意的證明，才予以兌換。

　　■住院報銷被要求開“摔倒證明”

　　四川一老太在烏魯木齊火車站不小心摔倒住院，之后她回四川老家報銷住院費，卻被要求開具“摔倒證明”。

　　■辦保險 開“氣象災害證明”

　　記者以保險理賠需要開具一份風力氣象證明為由，聯(lián)系湖北黃岡市氣象局公眾氣象服務中心。工作人員表示，能開具過往時間段最大風力等氣象情況的證明，每份600元，“覺得太貴具體辦理時價格可以協(xié)商”。

　　【深度解析】

　　[權威論述]

　　辦個事、創(chuàng)個業(yè)要蓋幾十個公章，容易有腐敗或者叫尋租行為，損害了政府的形象，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。

　　——李克強

　　簡政放權、放管結合、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雖然取得了明顯成效，但必須看到，現(xiàn)有成果與人民群眾的期盼還有不小距離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。

　　——李克強

　　[證明存在的合理性]

　　一些奇葩證明的產(chǎn)生大多跟權利、責任和利益有關，證明的泛濫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現(xiàn)實利益關系的復雜和權利法律意識的覺醒。證明是一種法律關系，只有用法律明確的關系才有法律效力。它比以前模糊處理、常識判斷、經(jīng)驗分析無疑更進了一步，也更趨理性科學性。

　　一個個證明其實都是辦事部門的免責金牌，與其說是拿來卡別人的，不如說是拿來保護自己的，有證明就可以證明不是我們的責任，哪怕出了事也能推到當初辦證明的機構上。這看起來是推諉之舉，但動機無非是為了規(guī)避風險，有其合理之處。

　　[危害性]

　　一方面，“荒唐證明”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老百姓。從出生的準生證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證，不足百年時間里，常用證件就一百多個，而為了辦一個“荒唐證明”，不少人“跑斷腿”蓋章，花在上面的時間、人力、物力等成本“不計其數(shù)”，這讓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傷害了簡政放權的成色，明顯與中央簡政放權的初衷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背道而馳，暴露出目前審批繁瑣的問題依然存在。當前中央大力提倡“簡政放權”，要各相關職能部門行政審批時明確時限和責任主體，要求將繁雜行政審批事項程序簡化，打破簡政放權“最后一公里”困境;諸如此類“荒唐證明”，是職能部門之間不愿擔責、獨自為政、又不愿意互相核實的體現(xiàn)。

　　[產(chǎn)生的原因]

　　奇葩證明能夠野蠻生長甚至大行其道，主要有五方面原因。

　　一是權力太“任性”。不少地方不少領域，由于缺乏具體明確的權力清單和程序規(guī)定，權力運行機制不完善。公章意味著權力，權力意味著有尋租的可能，權力一旦變味，打官腔、甩冷臉、踢皮球就在所難免。

　　二是利益存勾兌。個別人員把權力當資源做等價交換，是培育奇葩證明、不必要審批的堅實土壤。正常申請辦證層層卡殼，但塞點灰色收入很快就“特事特辦”，這種行為大行其道的后果是，越來越多的證明，到最后都得通過花錢找人解決，比如去派出所塞紅包證明自己沒犯過罪，其實是“用犯罪方法證明自己沒犯罪”。

　　三是信息存壁壘?？陀^而言，政府各部門之間目前還存在嚴重的信息壁壘，一個部門審批，需要多個部門的核實，一張證明的開具，需要多個部門輪回打游擊。審批事項多、辦事程序不科學，A部門說需要B部門的證明，而B部門說沒有A部門的證明我用什么來證明，容易陷入“先有雞還是先有蛋”的死循環(huán)。

　　四是問責不健全。須看到，在“反腐”、“反四風”大背景下，很多公務人員不再明目張膽地權力尋租，但還有給老百姓辦事設置障礙的慣性。一些機關人員不敢再吃、拿、卡、要，就通過奇葩證明搞點“故意刁難”，在被人討厭中尋得權力的快感。說到底，還是問責機制不夠健全，有權必有責、失職被追責沒有成為共識。

　　[對策措施]

　　奇葩證明的存在，一是貪，個別職能部門手伸得太長，撈過了界，雁過拔毛;二是懶，有事不想擔責，所以踢來踢去，互相推諉。說到底，就是手握公權力者沒有擺正自身的位置，讓本該是服務百姓、方便百姓的權力“跑偏”了，非但沒有體現(xiàn)出應有的公共服務職能，反而讓老百姓磨破嘴，跑斷腿，既帶來了麻煩，又增加了成本。對此，河北公務員考試網(wǎng)認為：

　　一方面，要按照“法無授權不可為”的要求，進一步加快權力清單公布，界定權力的邊界。根治“奇葩證明”過多過濫的現(xiàn)象，就是要真正把審批事項減下來，真正減少借審批吃拿卡要、借機牟利的行政頑疾。同時，盡量簡化辦事程序，讓公眾少付出辦事的成本和精力，讓“門難進、臉難看、事難辦”變成“門好進、臉好看、事難辦”，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要按照讓市場主體“法無禁止即可為”的要求，堅持放管結合，為經(jīng)濟和社會發(fā)展“保駕護航”。許多不必要的奇葩證明，為公眾和企業(yè)設置了重重障礙。在大眾創(chuàng)新、萬眾創(chuàng)業(yè)的東風下，要釋放市場活力，調動創(chuàng)業(yè)創(chuàng)新的熱情，必須要通過簡政放權，來為公眾和企業(yè)服務好，讓企業(yè)能自由生長，煥發(fā)活力。

　　簡政放權，就是讓政府放棄長期以來的固有利益，自我革命并非易事，可謂任重而道遠。說到底，奇葩證明也正是檢驗簡政放權成色的一個試紙，只有這樣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證明能夠不難辦，不讓人糾結，老百姓的切身需求得到滿足，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改革的紅利，才算是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成功。從這里出發(fā)，簡政放權、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成功方可期。